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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幸福指数-专家-收入倍增是民众走向幸福步

2018-12-08 00:35:16
"幸福指数"专家:收入倍增是民众走向幸福步 编者按:在11月8日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,胡锦涛所作的报告中有很多新表述,引发民众的广泛关注。十七大的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”,变成了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”;报告还提出“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”。无论是“建成小康社会”还是“收入翻番”,显然都会提升民众的幸福感。那么,民众的“幸福感”取决于什么?新京报专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国栋,他曾较早开始对“幸福指数”的研究。 “小康”能增加民众幸福感 以人民的幸福为目标,就要求用较少的资源和环境代价来使人民接受一种更加科学、合理的生产与生活方式,从而得到更多的幸福,而这正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。 新京报:十八大报告不仅首次明确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目标,还提出了“确保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”的战略目标,包含经济持续健康发展,扩大人民民主,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等指标,这个目标让民众有了新的期待。从“幸福指数”的角度看,你怎么看? 程国栋:十八大报告我看了,整体上是向民生倾斜的,提出的目标是符合“科学发展观”的。从社会反应看,民众对“收入倍增目标”反响为强烈,这是可以理解的,因为物质基础(具体就是家庭收入)与每个人都密切相关,按照民间的说法,有了钱未必就幸福,但没有钱一定不幸福。所以,收入倍增目标的提出,是民众走向幸福的步。 新京报:2005年两会期间,你提交了一份题为《落实“以人为本”,核算“国民幸福指数”》的提案,认为国民幸福有六类构成要素:政治自由,经济机会,社会机会,安全保障,文化价值观和环境保护。这些要素在十八大中都能找到相对应的目标。 程国栋:其实提法是什么并不那么重要,重要的是执政党提出的目标和措施,是否符合科学发展观,是否符合民众的期待。关键是能让民众在各个方面的需求都能得到满足,而不是有所偏颇,像以前那样对GDP的依赖。因此,报告在具体的目标上,是很有远见的。从“四位一体”到“五位一体”,把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,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上来。我的研究领域侧重资源与环境,对这方面体会更深,民众需要的不仅仅是收入,还有健康的环境,能参与到政治活动中,如果经济上去了,其他方面没有齐头并进,还很难说是幸福。 新京报:此前,不少地方都把“幸福”作为施政目标。据不完全统计显示,全国至少18个省(市、区)明确提出了“幸福社会”的概念,而去年的数据则显示,已有10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“幸福城市”。今年国庆期间,央视关于“你幸福吗”的同题采访,更是引发社会热论。如果问你,你怎么回答? 程国栋:这个问题,我真不好回答,需要知道对方问的是哪方面,这个问题越具体越容易回答,越笼统反而没法回答,你是问物质生活、精神生活、家庭生活、还是哪方面的? 应该说,个人幸福是个人对生活的评价,作为一个整体概念,国民幸福总值可定义为一个国家的居民享受生活的程度,可以叠加个人幸福总值,来量化幸福总值。 以人为本的发展,其要义就是要把发展的目的归结到人。 英国哲学家休谟曾说:“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”。所以,发展的目标应该是人民的幸福。这一目标是全面、协调的,因为多数人幸福的实现需要物质基础、政治保障、精神支撑和社会和谐,需要经济、政治、文化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协调。这一目标也是可持续的。因为人民的幸福是全方位的,人的需求是多层次的,财富越多未必幸福就多。 以人民的幸福为目标,就要求用较少的资源和环境代价来使人民接受一种更加科学、合理的生产与生活方式,从而得到更多的幸福,而这正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。 新京报:现在也有“痛苦指数”“焦虑指数”的说法。 程国栋:在我国,改革开放带来物质财富的极大增长,可是它带给民众的压力也不容忽视。公民心理压力过大,社会焦虑程度高,恐惧、郁闷、无安全感将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心态。工作、房子、医疗和小孩教育是公民担心的几件事情,而持续增长的GDP不但没有缓解这些问题,更增加了这种群体的焦虑。 “幸福”要以生活质量为核心 个人幸福是个人对生活的评价,作为一个整体概念,国民幸福总值可定义为一个国家的居民享受生活的程度,可以叠加个人幸福总值,来量化幸福总值。 新京报:作为科学家,你的研究领域集中在冻土领域,“幸福指数”似乎与你的研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,是什么机缘让你从2004年就开始关注这一问题? 程国栋:我是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,在资源、环境方面掌握了大量的数据和信息,就发现这些数据反映的现实情况触目惊心,背后则是经济发展与社会人文的发展,出现了严重的失衡。尤其是过去的二三十年,中国的GDP以平均9.3%的高速度增长,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,但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,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。 新京报:问题出在“GDP崇拜”? 程国栋:对,因为GDP可用于诊断一国(一地区)的经济运行情况,被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誉为20世纪伟大的发明之一。但是GDP不衡量社会成本,不衡量增长的方式以及增长的代价,不衡量效益、质量及国民的实际财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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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不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,不衡量分配、公平和贫富差距。因此,不适当地应用GDP,将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,将经济增长等同于GDP的增长,并将GDP作为中国经济的指标,来衡量民众是否幸福,就会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。 新京报:你所说的“严重后果”指什么? 程国栋:GDP高速增长之后,在资源、环境领域,都出现了严重恶化的倾向,相关的社会事件屡见不鲜。在社会领域,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.4的失衡临界点,进入了国际公认的警戒区。由此,引发的社会冲突与上访事件逐渐升温。所以,我想到用“幸福指数”来修正“GDP主义”。 新京报:“幸福指数”这一问题是怎么由来的呢? 程国栋:“幸福指数”的全称是国民幸福指数,又称国民幸福总值,简称GNH。早是由不丹国王提出,并成为个代替GDP的国家。GNH测量的是人们的幸福感,是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,作为一种补充GDP的现代化理念,正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。 新京报: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趋势? 程国栋:完备的国民幸福目标,能将发展的观点真正集中在有实质意义的事物上,避免发展政策忽略一些极端重要的议题,如过分强调经济的重要性,而对环境和社会问题重视不够。建立完备的幸福的社会目标的过程非常复杂,可以组织由各学科专家组成的专家组,阐述与国民幸福有关的问题,并将这些与公众充分交流,从而确定为人文发展的目标。 新京报:从你提交“幸福指数”提案到现在,已有七八年了,外界对“幸福指数”的关注也越来越突出,多数围绕两点:一个是评价体系是否科学、是否客观,一个是在具体的操作中,会不会出现“调控数字”,出现“被幸福”的现象。而现在不少机构都会发布相关的幸福指数,你怎么看公众的这两种担忧? 程国栋:你说的这些现象,我也注意到了,这也是我这两年没有再研究这一问题的一个原因。一来,我有自己的专业领域需要研究;二来,现在研究“幸福指数”的人员和机构太多了,一方面固然凸显这一话题的重要性,但同时也存在鱼目混珠的现象,特别是误用“幸福指数”,导致“被幸福”现象。 “政绩观”左右“发展观” 政绩考核标准十分关键,对各级官员起着重要的约束作用和激励作用,左右着官员的政绩观。政绩观决定工作的思路和方向,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有什么样的发展观。 新京报:据了解,国民幸福指数评比在国外都是非官方的,算一家之说,能从某一个侧面比较各国的情况。而在中国,多数由统计局等政府机构来主导,你认为合适吗? 程国栋:“幸福指数”的测量,更多还是由第三方独立机构去做比较好。现在确实存在这个问题,但是短时间内还很难改变。因为现在的配套条件还不成熟,像对社会组织的市场化培育,新闻出版空间的释放,都有待进一步发展。 新京报:去年年底,日本内阁公布一项国民幸福指数测算试行方案,旨在通过一系列指数去衡量经济数据所无法体现的国民幸福感。根据试行方案,这些用于衡量民众幸福的指数一共有132个,主要分为三大类:社会经济环境、身体和精神健康,以及家庭和社会关系。类似的方案能给中国提供哪些借鉴? 程国栋:不丹国王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,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。他提出,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。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,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、经济增长、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“国民幸福总值”(GNH)指标。追求GNH化是不丹政府至高无上的发展目标。实践的结果是在人均GDP为700多美元的不丹,人民生活得很幸福。 新京报:其他国家有什么经验? 程国栋:不丹的实践引起全世界的关注。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正在研究“幸福指数”。英国则创设了“国民发展指数”(MDP),考虑了社会、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。日本也开始采用另一种形式的国民幸福总值(GNC),更强调了文化方面的因素。获2002年诺贝尔经济奖的美国心理学教授卡尔曼和经济学家联手正致力于“国民幸福总值”的研究。 新京报:不少地区和城市都提出了“幸福XX”的执政目标,并且范围逐步扩大,现在随着“小康社会”目标的提出,“幸福指数”的导入,能提供哪些借鉴? 程国栋:这种趋势是好的,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步,但是,由于理解不同,操作方式也大相径庭。因此,建议国家组织有关部门研究制订一套“国民幸福指数”的评价体系。一、监控国家经济社会运行态势,了解民众的满意度,这有利于变“卖方市场”为“买方市场”,有利于变上级对下级的评价为纳税人对官员的评价,充分反映民意,弘扬民主;随时发现问题,找到主要矛盾,及时解决问题。须知,国家的长治久安,终系于人民是否幸福快乐,安居乐业。 二、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标准。政绩考核标准十分关键,对各级官员起着重要的约束作用和激励作用,左右着官员的政绩观。政绩观决定工作的思路和方向,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有什么样的发展观。如果不能用科学的政绩考核标准衡量各项工作,再科学的发展观也会在执行过程中变形。 所以,希望在不远的将来,“国民幸福指数”(GNH)能成为与GDP一样重要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价标准。 - 访谈嘉宾 程国栋 中国科学院院士,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院长,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。2004年,他和同事启动了《建立中国国民幸福生活核算体系的构想》的研究课题。作为全国政协委员,他在2005年两会上提交了一份题为《落实“以人为本”,核算“国民幸福指数”》的提案。 镀锌C型钢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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